路桥老街

清代海门西沙河岸吊桥头建筑遗貌（吊桥头附近）。 （资料图片）

仙居老街

　　“工商皆本”思想始见于台州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普遍认可的观点：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轻商”的社会。虽然广大学者认为在明朝已有的“工商皆本”这个具有近代启蒙思想的命题，但事实上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国才由“轻商”到“重商”的转变。而真正“重商”的时代，还要推迟到改革开放以后。时至今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商”思想已经深入民心，“重商”程度甚至引起思想领域的论争。
　　“要从历史中寻找发掘台州的创新创造，一定要抓住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10月18日，台州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重农抑商”的古代“四民（士农工商）社会”，向“工商皆本”的近代“工商社会”转型。浙东学派领天下风气之先，提出了“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治生思想”，走在时代思潮的前列。学术界通常认为：具有近代启蒙思想的“工商皆本”命题的提出，始于明代余姚黄宗羲。其实，台州人比黄宗羲还要早500年，就提出过明确包含“工商皆本”之义的“四民皆本”论。
　　提出“四民皆本”论是北宋时期的天台县令郑至道。周琦曾撰写国学论文《工商皆本，始见台州》，旁征博引进行论证：
　　郑至道元祐二年（1087），以雄州防御推官来知天台县。为政宽简，专务教化。民心悦服。后秩满，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家天台松关。今天台县白鹤镇广龙郑村即是郑至道后裔，至今有“松关留郑”故事。《嘉定赤城志》载其《刘阮洞记》与《谕俗七篇》：一曰“孝父母”……七曰“重本业”。其“重本业”有这样的表述——
　　“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即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不能此四者，则谓之浮浪游手之民。浮浪游手之民，衣食之源无所从出，若不为盗贼，则私贩禁物，一旦身被拘系，陷于刑禁，小则鞭挞肌肤，大则编配绞斩，破荡家产，离弃骨肉，方此之时，欲为四民之业而何可得也？”
　　在“重农抑商”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郑至道提出“四民皆本”，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随着佛教天台宗和浙东学派的东传，天台“四民皆本”论也随之东传。18世纪的日本、18世纪至19世纪的朝鲜，还分别出现了“四民皆臣”论和“四民皆士”论的新四民观，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唐宋台州盐业造船业发达
　　“四民皆本”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据台州学者研究，唐宋时期的台州工商业已较为发达，包括了发达的手工业、繁荣的城乡商贸和频繁的海外贸易。台州的工商业在唐宋时期进入鼎盛时期，在南宋时达到顶峰。
　　唐宋时期，台州的制盐、造船、造纸、丝织、制瓷、印刷、酿酒等行业均较发达。尤其是制盐与造船业，更是当时台州两大支柱产业。
　　唐代台州章安（今椒江区章安街道）西面的黄礁村设有盐场，为台州海盐的主要集散地。乾符元年迁至新亭头，新亭盐监成为江南十大盐监之一，著名诗人顾况曾任新亭监。至宋代，制盐业已进入大规模流通领域。宋太平兴国三年，玉环岛建密鹦盐场。翌年置黄岩盐监，管理台州盐政，为两浙五监之一。下有黄岩、杜渎、长亭等著名盐场。三大盐场年产量达3564吨，还发明了“莲子试卤”的先进生产工艺。
　　唐代，临海成为全国14个造船基地之一。至北宋，临海造船场年额多在百艘以上，飙升为国内十大船场之一，东湖既是船场，又是水师基地。至南宋后期，临海、宁海、黄岩（含温岭）三县纳入征调范围的民船多达6288艘，其中面宽一丈以上的达1006艘，居台州、温州、明州（宁波）征调数之首。从中也反映了台州造船业的发达。

　　商贸繁荣，缴税曾比温州多
　　唐代“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中心南移。至宋代，传统坊市制的瓦解，城乡商贸日渐繁荣，台州出现了“逢州日日市，逢县三六九”的商贸盛况。台州境内主要集市已多达31处；其中台州城（临海城关）11市，临海7市，黄岩5市，天台2市，仙居5市，宁海1市。据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前后的商税统计：台州商税总额由28386贯增至45286贯，增幅为59.54%。比温州商税总额多“贡献”3301贯。台州兼有“山海之利”，既有山谷之民的“山市”，泽国之民的“商市”，又有海滨之民的“鱼市”。在宋代李庚、林表民编纂的台州现存第一部诗歌总集《天台集》与一些宋人别集中，也有相应诗句歌咏。

　　海商世家频繁做外贸
　　造船业的发达，也反映了台州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发展。与台州海外交通与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和琉球。
　　台州海外贸易史料，国内文献绝少记载。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所引史料来看，晚唐时期，中国、新罗、日本三国商船互通。自五代至两宋，吴越与两宋商船占主导地位，且台州商人如晚唐的崔铎、吴越与宋代的郑仁德、周文德、周文裔等，不仅具有较大经营规模，周氏兄弟还是海商世家。
　　台州湾与三门湾是唐宋时期台州海外贸易的两大主要港口，在宋代还设有相应的市舶管理机构。早在唐乾符四年（877）六月，台州商人崔铎等63人就从台州出港到日本做生意。三门湾由于靠近浙江最大港口宁波，因此是台州海外贸易的第二基地。今天的临海汛桥，黄岩柏树巷，宋代分别称为“新罗屿”和“新罗坊”，是当年海商舣舟贸易和聚居之地。章安和松门分别设有市舶务，临海税务街，即是宋代的“通远坊”。

　　南宋时曾形成台州创新高潮
　　古代台州创造的事件或人物，最终只有结晶到著作上、典籍上，才容易为后人所知。据周琦介绍，南宋时期，台州形成过一个创新高潮，也是台州在改革开放前唯一的一个创新高潮。
　　台州人、南宋宰相贾士道写过一本专著——《促织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生理学专著；黄岩上珙（今属温岭）人徐似道著《检验尸格》，是我国第一司法验尸技术专著；临海人陈耆卿所纂《嘉定赤城志》，为宋代名志，也是台州第一部总志；天台陈景沂的《全芳备祖》是世界上第一部植物学大辞典；仙居人陈仁玉所写《菌谱》，包含了经济价值，是我国第一部食用菌专著。临海人赵汝适曾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海外交通史《诸蕃志》，一共记录了57个国家和香料等近50个贸易品种，这也是中国古代在职官员亲自撰写的一本专著，等。　　

　　海门：开拓港口贸易造就“小上海”
　　在椒江，海门老街经过重建，迎来一批又一批游客，正逐步再现出当年的繁华。在老街，专门辟有海门港史展览馆，记录着当年海门老街以及海门港曾经的辉煌与沉沦。
　　10月20日，几经周折，记者找到参与策划布置海门港史展览的老先生缪鹤贤，来追溯海门港的变迁历史，寻找历史坎坷记忆以及台州人的港埠开拓精神。
　　椒江口的古港发轫于章安金鳌山麓牡蛎滩。滨江临海的古章安，到三国时期已是东南沿海的军事重镇和海口航运的一方要津，成为雄踞祖国东南的“海疆都会”，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先崛起的五大古港之一。
　　在唐代，椒江口港埠重心随内地开发而内移。宋元期间，港埠开始在椒江南岸发展，对内成为海上漕运的出发港，对外成为对高丽、日本的贸易口岸。明代，海门港为闽浙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埠。海门港具备近代港埠意义始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廷设浙江户关台州分关于葭沚。随后分关迁海门靖波门吊桥外，俗称“台大关”。光绪二十二年（1896），大关改为杭州关税务司署台州办事处。次年，海门正式创立轮埠，“海门轮”首航宁波，不久椒申（至上海）、椒温（至温州）诸海运航线客货轮相继开通。
　　随着海门港埠的日益繁荣，海门靖波门外至码头的“下街”也日渐兴旺。
　　民国四年（1905），黄楚卿、杨晨、陶寿农等集资20万元，在从外国教会手中收回的江岸上创办海门振市股份公司，致力于海门港埠管理和经济发展。到抗战前夕，海门港通行上海、宁波、温州、漳州、厦门等港口的外海轮船达23艘，总吨位16956吨。加上仍占运输业相当地位的传统木帆船，1937年，海门港货物吞吐量达688060吨。航行在椒沪、椒甬线上的客货班轮，几乎班班客满。随着航运的发展，海门港的码头和库场建设、船舶修造及装卸、搬运能力都大大提高。
　　1915-1937年期间，海门港进出口贸易主要是以本地农林土特产和手工艺品换取日常所需工业品。由于台州三面被崇山峻岭包围，陆路运输困难，进出货物几乎全赖港口转运。作为台州主要集散港口，海门更加兴旺，被誉为“小上海”。海门不仅成为台州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浙江省第七区行政督察公署和台州中学、浙江省甲种水产学校等行政、文化中心也移至海门。
　　此后，在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和内战时期，海门港日渐衰落。“小上海”的繁华成为台州人的永久记忆。
　　今天，海门港正在“建设东南沿海现代化港口大城市”号角声中再次昂起头颅，迈出新的步伐。

　　路桥：演绎“百路千桥万家市”
　　提到路桥，就不能不提到十里长街。路桥的商风延续千年，十里长街是其市场的发源地，也是台州商贸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路桥商贸却出现“万物涌市，万商云集”的盛况，其代表就是路桥十里长街。

　　商贸发达已有800多年
　　路桥的历史悠久，古称“新安”。早在2000年前，此地就有相当规模的人群聚居。
　　宋代，路桥设镇，商风开始渐盛。宋朝是封建王朝里经济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宋太祖所提倡的“多积金”观念，重视商品经济发展的做法，为路桥高度商业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形成了“全民皆商”的独特理念。路桥的市面几乎与街面一道产生，从而造就了路桥“无街不市、无巷不贩、无户不商”的独特市井面貌，而十里长街上每家每户前店后屋的基本格局，也让它成为了当时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
　　路桥商业形成于北宋，迅猛发展时期则在南宋，至今发达已有800多年。据《路桥志略》记载：“路桥三八为市，远通数州，自宋南渡，近属畿辅，人物渐繁，商贾渐盛，水利渐治，仕学渐兴。”

　　路桥展现“清明上河图”
　　南宋以后，路桥商业发展经历了一段平台期，到乾隆年间，依托几百年来浓厚的商贸传统，路桥迅速崛起为浙东沿海著名的商埠。主要以粮油、蔬菜、水产品交易为主，土特产有草席、土布、土染及铜铁制品。
　　而明清两代，台州境内水网发达，内河航运通畅，也为路桥商贸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路桥十里长街傍南官河而建，水运交通条件得天独厚，船埠众多。当时有从黄岩县城、海门、温岭及各乡镇往返于路桥的赶市船只50多只，还有来自天台、仙居的长船2只。清代诗人宋世荦在《路桥船》中对此情景作了描述：一回潮上一回鲜，紫蛤花蚶不计钱，泼剌黄鱼长尺半，如飞摇到路桥船。
　　此时的路桥，还兴起了建寺庙，路桥长街上的寺庙一度多达20多座，且香火旺盛，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路桥民资丰厚、经济发达、市场繁荣。

　　独特的水上商业
　　路桥十里长街上不仅寺庙多，桥也多，素有着“庙对庙，桥对桥”的传语。长街上的桥除了通行外，更多的是用作于商人进行买卖的场所，各种各样的桥构筑了路桥独特的水上商业。长街沿河两岸商铺林立，顾客如织，而桥上的买卖同样红火热闹。桥上既可粜糠，又可贩卖，长此以往，不少桥就以当时买卖的各种货物命名，如新安桥，民间又称“粜糠桥”；而卖芝桥则谐音“卖猪桥”。
　　水埠与长廊结合，是路桥水上商业的又一特色。水埠边设有长廊，可供商客等候船只、打听消息、暂放货物等用处。附近又有仓库、饭店、茶摊和小商品店等，每逢“三、八”市日，人来车往，热闹非凡。
　　皤滩：走过千年食盐之路

　　作为一个曾经辉煌的集镇，一个原本活跃的商埠，仙居古镇皤滩隐退得悄无声息。只有透过皤滩古街上那依然保存完好的260家包含了各行各业的店铺，我们才隐约可见其当年的兴旺与繁荣。
　　千百年来，皤滩就一直担负着浙东食盐贸易中转站的重任，她在古代海盐生产、销售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当始于唐朝，兴于两宋的皤滩食盐贸易，终于民国时，这条“食盐之路”已经风风雨雨地走过了1100多年。

　　浙东食盐中转站
　　皤滩的特殊地理环境造就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古代时期，我国的食盐贸易有赖于当地的交通技术条件与自然地理环境以及食盐销售地区制度的影响。台州东临大海，得天独厚的漫长海岸线使得台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出盐乡”。台州百姓很早就以煮盐为生，到了明清时期，煮盐贩盐成了台州普通老百姓的谋生手段，许多农村健壮劳动力在农闲时节就从事着“担私盐”副业。而台州境内纵横交错的江河水系，又为食盐的运输销售提供了便捷的水运条件。古镇皤滩乃五溪汇合之点，水陆交汇之地，沿灵江、永安溪的水路在皤滩拢岸，通往浙西的苍岭古道也在此起步，这种连接东南沿海与浙西内陆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水陆交通条件以及临近食盐生产地的优势，自然而然地确立了皤滩作为浙东首选的食盐贸易中转站地位。
　　当时，台州沿海平原所产的食盐销往金华、安徽、江西等地，必须溯椒江、灵江而上，至永安溪中游皤滩古镇停泊。据说，最鼎盛时期，长达2公里的主街道“龙”形长街的店后沿溪，一长溜的船埠上船只密集，有时候多达四五百艘，场面蔚为壮观。而古镇上绝大多数的商号都经营食盐生意。据粗略估算，明清时期，各地区每年向皤滩进盐的数量就高达5000吨以上。

　　从“搬滩”到商品交易中心
　　食盐贸易的活跃，又给皤滩古镇带来其他的商机。早在唐朝光化年间，皤滩附近村落的村民在渡口边摆上了摊位，称之为“搬滩”，做起了过往渡客的小买卖，一来二去，慢慢地形成了不定期的早、晚集，到了北宋景德四年，皤滩集市逐成规模，并与县城一般，定于10天3市，从中可见皤滩商业繁荣的盛况，商埠雏形就在这“搬滩”中萌芽。
　　从单一的食盐贸易转变到了多元的商品贸易，使得皤滩从食盐贸易中转站逐渐成为一个粟帛山积、南北货物充足的交易中心。全国各地的商贾富豪也纷纷前来皤滩投资设店以及安家落户，当时仙居拥有房产最多的富豪都集中在了皤滩古街，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皤滩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号称“金融街”的皤滩古街上，几百家的店铺长期吐纳中转着盐、布匹、瓷器、山货等。商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娱乐、服务行业的兴起。在挨挨挤挤的商埠、华宅间，嵌满了茶楼、酒肆、当铺、书场、赌场、妓院……在皤滩古街，目前现存的老字号招牌还有近百处，涉及客栈、酒楼、茶馆、酒坊、碗店、鞋店、米行、油坊、柴炭行、小猪行、首饰局、打铁铺、药店等各行各业，仅赌场、妓院就有七八处之多，繁华景象可见一斑，而刻有“同治拾二年”（1837年）的天灯（路灯），也足以说明当年皤滩夜生活的丰富精彩。
　　不过，随着近代食盐运输方式和交通网的变化，皤滩失去了作为食盐贸易中转站的优越地理条件，逐渐萧条起来。但是，留待后人的精神财富却熠熠生辉。近年来，随着对古镇的开发，皤滩曾经创造的灿烂文明成果穿越了历史的长河，重新焕发光彩。